日期：1957-9-3 作者：[待确定]
罗隆基解放后主要的干了些什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他组织了一个反共阴谋集团，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最近更与章伯钧结成联盟，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猖狂向党进攻。
民盟中央已为罗隆基开过好几次座谈会，但是罗隆基都不是老老实实的交代，而是死咬着两点来狡辩。希望用花言巧语来遮盖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说：
(1)他的反共阴谋集团只是“闹宗派主义搞成的无形组织”目的是在“争权夺位，是为了争权夺利”；
(2)“这个无形组织到了1952年就停止活动了。”
关于这个“无形组织”，他声明“最近三年来，1．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作任何政治活动，2．我没有与无形组织中任何人写过信件、指示或商讨有关政治或盟务的阴谋活动，3．我没有托任何人带口信给无形组织中任何人指示政治或盟务的活动。”
他妄想用这些话来掩盖他的反共阴谋集团的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妄想只承认1952年以前的阴谋活动，抵赖掉1952年以后的阴谋活动，那么章罗联盟的猖狂进攻的罪行，自然也就可以躲闪开了。
事实胜于诡辩，我现在根据已揭发的材料，和罗隆基以及这个反共集团部分成员交出的部分亲笔密信，把这个反共集团的阴谋活动分析如后，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完全在无耻狡赖。
罗隆基诡辩他的集团只是搞宗派活动，而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他反对的对象照他所说是“我当时并不完全怨党，我很怨章伯钧、史良做了挑拨离间的工作，因此张东荪同我就邀集了这一批民盟情绪不满的人成立了当时所谓无形组织”。
可是这里有他的亲笔密信，他反对的并不是章伯钧、史良，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统战部和盟内的中共党员以及无党派的进步分子。
一、西南为必争之点，兄务必努力。有一次，重庆统战部负责人(仿佛姓杨)报告重庆情况，对兄颇有指责，并说：有些人开会时不到会，而事后对中央决议又不赞成，例如潘大逵，我在会场中立即加以反驳，使他无话可答。
(1951年2月10日罗致潘大逵密信)
二、……公开在会上提出派大员的办法来，……我逼得无法，在会上大闹一场，……假使真派大员，诸位的斗争就更困难了。
(1951年3月20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三、老实说，不让上海民盟进行选举(按：指上海统战部)，是公开帮救国会(注：救国会这时已早解散了)，是侮辱上海全部盟员，公等忍而受之，实过分胆小，实亦可笑。
(1951年5月23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四、对统战部……，不要盲目驯从，更不要个别私自讨好以自乱步骤，拆散团结。
(1951年6月18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一、今年共产党本身求巩固不发展，共产党有些人会被开除，有些人会让其自请退党，故左派幼稚者无论是党与非党，今年会受相当制裁，我辈只要把握政策，努力前进自有出路。望兄将此意转告友人，在进行上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团结。 (1951年2月10日罗致潘大逵密信)
二、周(周新民、共产党员)即可调免，则一班左倾右稚病偏狭自私之徒失去靠山，必更检点，此于盟务及我辈必更有利……西南方面，望兄为力，……兄等善于应付，兄在西南必争取助手，且必以组织对付组织以集体对付集体，而前途是巩固与发展，民盟则必有最后成功，望多与德家(李德家)通信，朴斋(范朴斋)还是有用之人，应劝其积极起来。
(1951年1月4日罗致潘大逵密信)
三、盟中总部有重大变动，周……同去，兄应鼓掌称快，……兄以往总认奸臣不去，盟地前途，我辈无做法。今奸臣已去，兄可以起来做了。
(1951年2月10日罗致范朴斋密信)
从以上材料，完全可以证明罗隆基集团搞的不是什么宗派活动，而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并且远在1950年，这个集团即已利用党的整风向党进攻。密信中即或说是反对救国会的话，矛头也仍是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他还一再告诫他们反共集团党羽不要对党让步，一定要争持；并痛斥那些有点气馁的党羽，骂他们胆小。
不过罗集团也确曾在宗派主义的幌子下作了许多打击、排斥左派，夺取民盟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领导实权的勾当。也在宗派主义的幌子下为自己集团内的盟员朋友安排工作，干了许多把集团党羽安插到政府机构当中去的勾当。罗的这种阴谋勾当，在他的密信中可能很显明的证实。
一、概括说来，总部已做到平衡，若我辈能团结努力，则我辈实已站了优势，因宣、文、财三委由我辈主持。而组、秘两方我辈均已有了负责人。一年奋斗，有此结果，自可满意。今后应力求发展。……北京市最近亦好转。……为此，则本年5月间北京市选举可操全胜。但此事切不可向外人多说，使他人多有准备……朋友们最关心的还是上海问题，此重点我辈必用全力争取。
(1951年1月5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二、大逵(潘大逵)先生此次由京返渝特托其来沪与兄等对盟务详商一切……望兄与之恳谈。弟对沪上盟务意见亦已托其转达。逵兄亦为文应兄(彭文应)好友，当可共谈。若能约在沪每周聚谈之友与之见面，共商今后西南与华东两地合作计划，亦必有所收获。
(1950年8月28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三、兄等如能把握支部机构，则参加(政府)之代表，自然兄等有支配权。此事兄等不必向外张扬……中枢各机关设立，人才十分缺乏。政院中已决定广泛收罗旧时工作人员。……此事兄可在上海立即进行，但不必言及弟有此函，以为他人攻击材料，并请兄将接近之友人如朱高融、孙斯鸣、周承德、薛葆康等之履历及愿望速即寄弟以备参考。
(1949年10月26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四、兄之前途弟以为应在盟中领导地位上打算。用民主党派身分参加政府，地位将来可高。若以公务员身分硬欲短时提高实非易事。
(1950年6月6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罗隆基集团在宗派活动幌子下，发展到结成章罗联盟，已经把民盟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组织的实权，完全掌握或者部分掌握了。而他们的党羽在他们的推荐下大部分都钻进了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机构，有的且爬到了很高的职位。
再谈罗隆基所谓反共阴谋1952年就停止了活动，和近两三年来他自己的三个“没有”(没有派人出去，没有写过信，没有带过口信)的问题。
其实这说法现在在事实面前早已破产了。而且这段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罗在1957年讲“两三年”最远也只能推算到1954年，他怎能说1952年他的反共集团就停止了活动呢?
他不知道这样说是不合逻辑么?他知道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他在以前在交代中吐露过的，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批评他搞宗派是无耻，他答应了不搞宗派，因此他不能不一口咬定1952年即不搞宗派了。
事实上他就是一直在反共产党耍两面派手法。请看以下他的亲笔密信完全可以证实，从1953到1957年一贯的没有改变，只是干的更加隐蔽而已。
一、你上次到京不约统战部重要人如徐冰部长等一谈，是你失策，同时你毫无保留地向人坚持要来京，亦是欠妥。看了此信后，请你来封正式复函，以便出示统战部及盟中央负责人。至于你个人若有话要向我说，请分别写，并希坦白告我，你到底作何打算，以便我知道如何代你主张。
(1953年4月16日罗致潘大逵密信)
二、我8月1日到了庐山牯岭，……江西省负责各位和江西盟中许德瑗同志都同在山上，……北京盟总部有电来催我必于9月上旬到京，故在上海只能停二、三天。……故我过沪时绝不敢叨扰朋友。但盟中几位负责朋友希望能有机会晤谈，如沈志远、彭文应、陈仁炳和 兄等，我总希望能见到。我是休养过路客人，只是个人对私人朋友晤聚，绝不敢惊扰他人。谨先奉知，余待面叙。并希转告几位朋友。
(1953年8月26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三、上海支部选举结果圆满，且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为民盟努力工作，闻之极为欣喜。……大雨(孙大雨)兄事据昭抡兄回京时说，似仍有些问题。烦兄再为劝告，若长此孤傲独行必贻后悔。梁漱溟实实前车之鉴。
(1953年10月10日罗致赵文璧密信)
四、上海市支部经过两月筹备之选举已竣事，委员由22人增到38人，正副主任及各部会大都照旧，今后如何做好，盼来信指示。
(1953年10月30日彭文应致罗隆基密信)
五、我于今晨到京，事先努生(即罗隆基)先生要与我长谈，约好住他家几天，约三、五日后移入公共宿舍。
关于你的事，已与他谈过，他说，和从前一样，此次提名，他提到你，……但圈定时被否决。……
我个人的事，……我自己要求，要注意内部平衡，不能突出，将来影响工作。
(1957年2月27日赵文璧来京后给上海彭文应的密信)
六、最近盟内形势，表面上看虽无大变动，不过基层中及群众中跃跃欲试动荡情绪是可以看出来的。广大群众长期被少数人压抑操纵的局面，看来是迟早会要发生问题的。
最近参事室鲁莽、张大椿、华文奎、韩鸣、宋式马、许卜五、吴振南等十余人向政协发言指责那些拍马的民主人士，……一方面引起各党派中同类人的反攻围剿，同时却得到社会上及基层成员的支持。我是支持他们的。
北京方面工作如何?有何困难否?
附信与报请转与努生(即罗隆基)先生为朌
(1957年6月1日彭文应致赵文璧密信)
最近报上所发表你所提意见，(按：指罗“平反委员会”等谬论)我及此间同志均一致认为很好，有见地及代表性。反之，对史良那种阿谀逢迎的态度均抱反感，认以此种人领导民主党派及司法工作实国家之羞。
上海宣传工作会及政协最近两次会中均热烈。我亦都发了言，反映颇好。过去所被称为“乱说说”实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恶势力所加我之打击压迫，今日看来错在他们而不在我。我在最近统战部座谈会中已把历年来操纵把持上海盟那些宗派分子(包括一些反动分子——原注)当面揭露。由于政协中有人尖锐批评一些民主人士曾引起那些拍马屁分子恼羞成怒的反击，……但是社会舆论及民主党派基层群众均认为批评得对，而认为民主党派上层领导人中那些奴颜婢膝之辈，确属可鄙，报纸曾登了一些，听说报馆接到许多这种来信。民主党派今后如何改正自己来适应新的形势与要求，不可不注意。
(1957年6月1日彭文应致罗隆基密信)
(以上两封是赵文璧由上海调任森工部办公厅副主任后，在7月6日森工部林业部民盟支部整风小组扩大座谈会中，交出来彭文应致他的信，和彭文应化名致罗隆基的信)
以上这几件密信完全可以证明从1953到1957年罗隆基反共阴谋集团一直在继续活动。有指示、有报告。就是罗在庐山写给赵文璧一封似乎是报告行踪的信，我们现在已完全弄清：其中包含着两次阴谋会议。所谓“江西省负责各位和江西盟中许德瑗同志都在山上”，就暗示了现在大家已知道的庐山举行的罗、马哲民、许德瑗、刘德峰四头参加的密会。而所谓“我过沪时不敢叨扰朋友，但盟中几位负责朋友希望有机会晤谈”。就是预先安排他过沪时召开的上海阴谋集团密会。这个会从信中看来显然就是罗召集的。
至于最近彭文应给赵文璧和转交罗的信，内容更不但显明的告诉了我们，他们的阴谋集团一直在继续照常活动，而且罗隆基和他的党羽在鸣放中猖狂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总而言之，罗隆基所说的“1952年就不搞宗派了”，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
---- 原载1957年9月3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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